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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一、简析《金琐记》中的曹七巧形象及其意义
内容摘要：《金锁记》将曹七巧塑造成了一个人性变异的女性形象，塑造成了一个鞭笞情欲，贪婪物欲的魔妇，塑造成了一个放在封建礼教和拜金主义供台上血淋淋的祭品！在她的身上，有着严重的缺失性体验和孤独体验，从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角度来讲，情欲的压抑是曹七巧个体心理变异的动因，从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角度来说，安全的需要是使其成为金钱的奴隶。同时，封建礼教与拜金主义是其心理变态的社会性因素，所以曹七巧的人物形象是一个礼教与金钱杂合而生成的“奴隶”与“怪胎”。并由此展现了半殖民半封建的港沪大都市背景中心灵缺失的女性形象，深刻揭示了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下女性精神失落与心理变态的成因，她的悲剧是那个社会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关键词：礼教、金钱→情欲压抑、安全需要→奴隶、怪胎
约翰.柰斯比特在《女性大趋势》中指出：“女性需要三样东西：自尊、经济能力和生育自由。”①是啊，翻开中国血泪斑斑的近代史，中国女性没有经济能力，只能用性价值来补偿，而成为生儿育女的工具，只是男人们的玩偶，男人们的附属品，是摆在几千年封建专制与传统文化那神台上的血淋淋的祭品！张爱玲，这位在四十年代大上海红极一时、极富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以两性变态关系、婚姻畸形为独特的视角，以男女感情细微处揭示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写尽了滚滚红尘中的人世沧桑，芸芸众生中的人情世态。曹七巧，是堪称张爱玲力作的《金锁记》中所塑造的典型悲剧人物，作为一种新旧文化交替的殉葬品，其本身就有一种强烈的现实意义。
《金锁记》是一篇写女人的小说。在写女人的小说中从未见过有谁能像张爱玲这样将一个女性的心理渲染到如此令战栗的程度。曹七巧因财产泯灭了自己的情欲，转回头又以封杀别人和自己儿女的情欲来作为自己情欲缺失的补偿。这种变态情欲流的恐怖与怜悯是小说震撼力的源；而多种意象的构建，使人物的动作、心理、暗示、感觉、道具、色彩融为一体，文字间有一种张力与通感。②按照弗洛依德的学说原欲就像一条河流，如果受到阻碍，就会溢向别的河道，直接导致性错乱心理和性变态行为。“上海传奇”《金锁记》这是一个关于人性原欲的一部传奇，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人性变态和人性异化的故事。张爱玲的小说一般来讲都与女性和与金钱有关，为了自己的生存或为了一辈子不至于受穷，把自己的婚姻作为生命天空中惟一的坐标，而把青春作为赌注的一桩婚姻买卖，又以金钱为最终归宿。用自己的青春去赌明天，到头来是输得一塌糊涂，不仅输掉了青春，输掉了爱情，还输掉了人格，输掉了幸福与亲情。只能在生命的角斗场中带走一点金钱，其余的什么也没有带走。《金锁记》不仅写出了命运的多舛，生活的悲苦，还道出了时代的无奈，女性的悲哀：曹七巧，这位年轻漂亮、活力四射的“麻油西施”，为生计嫁给患骨痨的丈夫做偏房，去作一只好看的花瓶，结果是走进了吃人的封建礼教的堡垒――姜公馆，跌入了万丈的人生深渊，开始过着压抑人性，压抑情欲的暗无天日的地狱般生活；更值得一提的是作品《金锁记》还写了人的情欲在命运的捉弄，生活的无奈之中渐渐发生了蜕变，一步一步走向了变态，以及这种变态性格酿造的几代人的畸形命运。丈夫是一堆“没有生命的肉体”，在情欲体验严重缺失之下，曹七巧将自己烈火般的热情折杀，而疯狂了物欲，疯狂了金钱。小叔子季泽在情感上的先拒后诱，亲哥嫂也把亲情当成了一桩买卖，作为一种商品来兜售后，在情欲这块矿石被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的“拜金主义”的烈火冶炼之后，一个鞭挞情欲，贪婪金钱的魔妇出现了，一个戴着黄金枷锁的“怪胎”出现了。
所以，这是一个报复的传奇故事，一个用金钱来报复情欲的传奇故事；一个禁锢的故事，一个因情欲被长期禁锢而变异后演化为更为疯狂物欲的故事！曹七巧原是开麻油铺的，年轻之时，有对她十分中情中意的肉店小伙，还有亲哥哥的结拜兄弟也看中了她，七巧虽然粗鲁，虽然泼辣，但她充满了青春，充满了热情，对未来充满了向往，活力四射！但进了姜公馆做了二奶奶之后，便走进了这座黑暗的牢房，便成了一只笼中好看的金丝鸟！更确切的说，是一只被关在笼中的老虎，一只狼，用掠杀人性的血淋淋的肉来喂养，用折杀情欲的亮灿灿的黄金来喂养。
当然爱情这果实是高挂在幸福自由的高枝上的，曹七巧是无法摘到了，只能在树下默默地翘首期盼。可是，连情欲也得不到，这对她来说，无疑是在她生命的春天里来了一次倒春寒，下了一次大大的雪！更令她感到窒息的是，姜公馆里谁都可以轻视她，瞧不起她，连个丫头也敢对她冷嘲热讽，她用青春换来的二奶奶的尊严，已是荡然无存。再加上封建礼教对她人性的压抑，这场礼教的浓霜使得她不得不强压自己的情欲之火，使得自己那开始喷薄的火山，也开始熄灭。“迸得全身的盘骨和牙根都酸楚了。”于是，她的情感的田野成了一片冬天的荒原，沙漠，死一般沉寂。于是，她渴望三少爷季泽爱情的阳光，想以此来慰藉自己受伤的心灵，温暖自己情感上这片久违的冻土。但无情的现实同潇潇的秋雨一样浇灭了曹七巧内心惟一的一点火种；风流成性的三少爷，如同一只没头苍蝇，谁都敢沾，谁都敢惹，谁都敢叮，可就不愿越过叔嫂之防这道门槛！让七巧青春之花在无情的西风之中，黄花满地，一片萧杀，慢慢凋零。此后，她冷酷了，尖酸刻薄了，开始了她的报复之旅：首先是“恋子”，要儿子长白整夜陪着自己抽大烟土，以探听儿子与媳妇的房事为乐，逼得儿媳妇独守空房，最终自杀。其次是“妒女”，自己没有得到幸福，连自己的女儿也别想得到，设计折杀了长安与男友童世舫的纯真爱。最后，她也沦为没有亲情，只有金钱的恶魔。
如同一只关在笼中受了伤的母狼，呲着血淋淋的獠牙，舔拭着自己的伤口，低声嗥吼，随时再伤害下一个人……
当然，这是一个吃人者，又被人吃的故事。一个害人又害已的故事。曹七巧与张爱玲笔下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不同的是她的婚姻并不是自愿的，她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梦想。她的婚姻完全出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此，她一开始便注定是一个可悲的可叹而又可怜的受害者和受虐者，一只摆在祭坛上的供品而已。但是，当她一江春水付东流，她便没落，沉沦，报复，对身边的人报复！而自己又成为了一个害人者，一个施虐者，一个吃人者，一个恶魔！
《甘二史札记.财婚》曰：“凡婚嫁无不以财币为事，争多竞少恬不为怪。”③曹七巧的婚姻在她的眼里只是一桩交易，她只是以青春幸福爱情亲情为代价和魔鬼作了一场肮脏的交易，卖掉了自己的一生，换回的只是一场春梦。得到的也只是一点金钱。因此，在她生命中，天平理所应当倾向于金钱，而不是家庭，不是亲情。因为代价太大！这个钱是用她一生换回来的，挣得太辛苦。
当与季泽的爱情化为泡影，特别是别有用心的季泽找上门来图谋财产，算计她的钱财时，她如同一只受伤的野兽，孤独的哀鸣，对所有逻辑性的绝望，对整个世界的绝望。不知往哪里飞，不知自己身归何处？找不到自己生命天空中的北斗星，找不到自己心灵的栖息地，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一方晴空。得出的结论“人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钱”，“这是一个疯狂的世界。”此时在苦楚无奈与悲哀绝望中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魔鬼，为了得到金钱，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戴着黄金枷锁的“奴隶”，成为了封建礼教与资本主义金钱至上相结合的“怪胎”。解读张爱玲的《金锁记》这篇小说，一个从五彩缤纷到灰暗艰涩最终情干神衰的曹七巧伴着尘埃慢慢向历史的长河隐去……
二、造成七巧悲剧的个人心理因素
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曹七巧身上存在着严重的缺失性体验。缺失性体验是指主体对各种缺失（精神的和物质的）的体验。④缺失即未满足。此时主体为克服体验的缺失，以求达到心理上的平衡与满足，会调动和激活主体和各种心智力量，因此，缺失性体验不仅包括情感变化，也包括认知活动的变化。康德就注意到缺失性体验的作用，他说：“由于想像力在观念上比感官更丰富多产所以如果有情欲的加入，则缺乏对象比有一个对象还更能激发想像力”。⑤请看《金锁记》中这一节：“她上街买菜，蓝夏布衫裤，镜面乌绫镶滚。隔着密密层层的一排吊着猪肉的铜钩，她看见肉铺里的朝禄。朝禄赶着她叫曹大姑娘。难得叫声巧姐儿，她就一巴掌打在钩子背上，无数钩子荡过去锥他的眼睛，朝禄从钩子上摘下尺来宽的一片生猪油重重的向肉案上一抛，一阵温风直扑到她脸上，腻滞的死去的肉体气味……她皱紧了眉毛。床上睡着的她丈夫，那没有生命的肉体……”正是七巧爱情体验的缺失，情欲体验的得不到满足，才会调动心智力量，激发认知活力，在这种缺失状态之下，曹七巧的认知的活跃是为了“消解”自己的缺失体验（即爱情与情欲的缺失），但并非总能达到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曹七巧便出现了奇异的心理。产生这样的幻觉。
另外，“心理学家还认为，许多错觉、幻觉与个体内的欲望有关，当个人的强烈个体户无法满足，处于严重的缺失状态之中时，个体往往会将心听欲求所形成的意象幻到另一某一现实对象上。”⑥在《金锁记》中，由于为了生计而嫁入姜公馆做二奶奶的七巧，面对着软的、重的、没有生命的肉体，不说爱情，就连情欲也得不到，这让美丽、热情的曹大姑娘只有做一只好看花瓶的份，去当一只笼中金丝雀的份儿！在姜公馆这只牢笼中将自己的青春韶华一点一点消耗，人性一点一点吞噬。
在这种情欲重缺失之下，曹七巧坐不住了，将自己内心的欲求幻化到了“生得天圆地方，鲜红的肋颊，有湿眉毛，水汪汪的黑眼睛的结实小伙子”季泽身上：“她试着在季泽身边坐下，只搭着他的椅子的一角，她将手贴在他的腿上，道：‘你碰过他的肉没有？是软的、重的，就像人的脚有时发了麻，摸上去那感觉……’”又如：“她睁着眼直勾勾地朝前望着，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蝴蝶标本，鲜艳而凄怆。”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曹七巧已将三少爷幻化为自己的爱情对象，把在这颗爱情的无花果的种子播撒在自己的情感荒原之上，想以此带给自己的心灵一丝慰藉。安抚一下那颗火热而不羁躁动的心。等待着苦苦期待着，期待着三少爷那一场爱的甘霖来滋润这块早已干涸的土地。然而“季泽看着她，心里动了一动。可是那不行，玩尽管玩，他早抱定不惹自己家里人，一时的兴致过去了，躲也躲不掉，踢也踢不开，成天在面前，是个累赘。何况七巧的嘴这样敞，脾气这样躁，如何瞒得了人？何况她的人缘这样坏，上上下下谁肯代她包涵一点？她也许是豁出去也，闹穿了也满不在乎。他可是年纪轻轻的，凭什么要冒这个险？”在这样的情况下，三少爷不愿跨过这道叔嫂之防的门槛，走进曹七巧的生活，侃侃说道：“二嫂，我虽年纪小，并不是一味胡来的人。”这席话让曹七巧充满渴望的天空一下布满了乌云，顿时黯淡下来。当曹七巧的丈夫死后，婆婆也去逝，分了家产，三少爷季泽为了算计她的钱财，再一次走近她之时，“季泽道：‘你信也罢，不信也罢！横竖我们半辈子已经过去了，说也是白说。我只求你原谅我这片心。我为了你吃了这些苦，也就不算冤枉了。’”七巧身上那严重的缺失体验在此时得到了一种小小的慰藉，在她的心灵中溢满了幸福与喜悦之感，“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可不是，这半辈子已经完了，花一般的年纪已经过去了。人生就是这样错综复杂，不讲理。当初她为什么嫁到姜家来？为了钱？不是的，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
综上所述，在曹七巧的身上，从未体验过爱情，情欲也严重的缺失，这种缺失的体验成了她性格悲剧的主因，成了促使她蜕变的动力，一步一步走向命运的牢笼，一点一点去蚕食身上的人性，用情欲的丝把自己缠了起来，且越缠越紧，最终扼杀了人性，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如果说缺失性体验是造成七巧性格悲剧的主因，那么存在于她身上的孤独体验也是造成其悲剧命运的重要因素。七巧与周围人的交住，属于心理学上讲的“权宜的从众”：“表面上与周围的人还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但骨子里却坚持并时时经验到自己与他人的不同。”⑦由于自己是为生计才来到姜家当二奶奶的，加上自家只是开麻油店的，在社会上并没有什么门第，出身低微，这使得她在姜公馆里的地位也十分低，连里面的下人也可以冷嘲热讽她，例如：小双道：“龙生龙，凤生凤，这话是有的。你还没听得她那谈吐呢！……”又如：小双道：“大奶奶不用替他们心疼，装得满满的进来，一样装得满满的出去。别说金的银的扁的圆的，连零头鞋面儿裤腰也是好的！”在这样环境中，没有人把她当人看，只当是家里买回来的一只好看而又实用的花瓶罢了。而且，哥嫂把亲情当成了一种商品，当成了赚钱的工具。周围的人都在她本来已受了伤的的伤口之上又加上了一把冷漠、无情的盐！四周都是冷冰冰的人情世故，四周都是冷冰冰的等级壁垒，没有友情，没有亲情，没有爱情！无助、无依，让她苦楚不已，疼痛不已，让孤独不已，在她内心世界依然充满着强烈的一种落寞与感伤。
当“季泽走了，老妈子也都给七巧骂跑了。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像迟迟的夜漏，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真长，这寂寂的一刹那。”曹七巧心中那燃烧的生命的烛光本已是惨淡，在季泽走后，就再也经不起这场生命中的风暴的侵袭，熄了，灭了。季泽不仅带走了她的爱情，也带走了她惟一的希望。留下的只是一片黑暗，一片寂寥，一片怅惘，一片孤独，一片苍凉，等待着曹七巧去慢慢咀嚼，慢慢品尝。
弗洛依德认为心理障碍是因为性紧张的累积所引起的。从表面上看，是曹七巧自的性格缺陷（即不会说话，不会处事，粗鲁泼辣而没有城府）造成的，但当我们揭开这一层神秘的面纱，掀开这桌子，看看下面，就会发现真正的动因，那就是情欲的不满足，性紧张。这种潜意识才是曹七巧性格孤癖，行为怪异的动力根源，它是曹七巧也是人类精神活动中最深层和最原始的一部分，充满着不容于社会的各种本能和欲望，它时刻想表现出来。但身在封建礼教牢笼中的曹七巧又不得不将自己的这份情欲强迫留在潜意识的深处。因而，在曹七巧潜意识便成了她内心生活的能量的畜积库，是一种被压抑的东西。虽然曹七巧的情欲不能呈现在意识水平上，然而它却在冥冥之中影响着甚至规定着曹七巧心理的最细微的活动。无时不刻的影响着她的一切言行。例如在与季泽相处之时，就自然而然的体现了出来：“睁着眼直勾勾望着。”“七巧待打，又掣回手去，重新一鼓气道：‘我真打！’抬高了手，一扇子劈下来，又在半空中停住了，吃吃笑了起来……”从这些描述当中就可以看出，曹七巧的潜意识影响着她的一言一行。因为弗洛依德认为，意识是人精神结构中的很小一部分，而人精神的绝大部分是潜意识部分。
弗洛依德指出，性乃是精神疾病的成因，又是人的活动的动机因素，如果说潜意识时时刻刻在影响曹七巧的言行，那么性（尤其是受到压抑了的性）就成了曹七巧潜意识的主要内容。弗洛依德认为，本能是指躯体的内部力量决定人精神活动方面的一种先天状态。本能是人内部的需求和冲动。1920年，弗洛依德将这归纳为“生的本能”：即一种表现个体生命的发展的和爱欲的本能力量。这一能量投注于外便是爱情的对象，投注于内便是自我的爱恋。按照弗洛依德的说法，曹七巧身上有着浓厚的“艾列屈拉情意综（Electra Complex）⑧表现为一种“恋子嫉女”情结。
首先是“恋子”：例如：“她眯着眼望着他，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横竖钱都是她的。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个还抵不了半个……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长白打着烟炮，也前仰后合起来。七巧斟了杯浓茶给他，两人吃着蜜饯糖果，讨论着东邻西舍的隐私……其中，当七巧听完了长白的房事之后，这个细节别有意味：“旁边的递茶递水的老妈子们都背过脸去笑得格格的，丫头们都掩着嘴忍着笑回避出去了。七巧又是咬牙，又是笑，又是喃喃咒骂，卸下烟斗来狠命嗑里面的灰，敲得托托一片响。长白说溜了嘴，止不住要说下去，足足说了一夜。”当丈夫是个残疾，是一个没有生命的肉体，曹七巧的情欲遭到了压抑，并因此在内心深处积贮下来，寻求力比多（libido）能量的宣泄与转移。转移到三少爷季泽的身上，而季泽却不愿越过叔嫂之防，当最后季泽在她生命中消失之后，她为填补季泽走后心灵中的空虚，便把力比多（libido）转移到了长白的身上来，体现为一种“恋子”情结，也就有了后来芝寿的独守空房，也就有曹七巧有亲家母面前把媳妇的房事宣布出来，略加渲染，越发有声有色，也有最后涓儿的吞鸦片自杀。
其次是“嫉女”：在曹七巧内心深处，是一个自私而隐蔽的世界，充满了令人羞耻的内容，不可告人，她追寻着压抑的渲泄或者力比多的转移，为着本我而提供了足够强大的动机。当看到长安与童世舫的自由美满爱情之后，心灵的天平便失衡了：“不害臊！你肚子里有搁不住的东西怎么着？火烧眉毛，等不及的要过门！……你好不自量，你有哪一点叫人看得上眼？趁早别自骗自了！姓童的还不是看上了姜家的门第！……少爷们什么都不懂，小姐们就知道霸钱要男人，猪狗不如！”正是因为女儿在爱情上的春风得意，而自己身上情欲的不满足，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使曹七巧产生了这样的“自卑情结”⑨。使得曹七巧的内心产生了一种内在驱力要改善这种劣势，求得对卑下的补偿，发展了这样的极致（即过度补偿）――设计扼杀女儿长安的婚姻！这样，一段自由美满的婚姻在“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中结束了。曹七巧在自己女儿婚姻痛苦上得到了快意，心理得到了补偿，但这样未免过于悲凉！
不管是曹七巧的“恋子”也好，“嫉女”也罢，还是有着与《骆驼祥子》中虎妞的“窥淫癖”一样以探听儿子房中之事为乐，这都与曹七巧的潜意识有关，与曹七巧长期被禁锢被压抑的情欲有关，所有的怪异举动与出格的语言都是这种潜意识的特殊折射！
如果说从精神分析学的力比多（libido）即性的角度来分析七巧心理成因有点偏颇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从本世纪来影响较大的人本主义心理学角度谈七巧的性格悲剧成因。
人本主义心理学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一种心理学派，马斯洛作为其代表将人物，将其人的需要分为七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认识的需要、审美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其中，生理需要作为维持个体生存和种族发展的需要，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需要。作为一种缺失性需要，它可以引起匮乏性动机。例如性、情欲，一旦得到了满足，紧张消除，兴奋降低，就失去了动机。这种需要要在人类的一切需要中最需要优先满足的需要。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如果情欲得到了满足，性紧张得到了消除，兴奋降低，就失去了动机，就不会有“恋子”，就不会有“嫉女”，就不会有“以探听儿子房事为乐，也就不会有后来两个媳妇的悲剧，也就不会一步一步蜕变，成为一个魔妇，去用黄金的枷角劈杀人。
可是不巧的是：丈夫是没有生命的肉体，连情欲也得不到的她更不要说与性有着密切关系的更高层次的“归属与爱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了。马斯洛认为，这7个层次的需要，只有较低的层次的需要基本得到满足时，较高层次的需要才会发生。然而，在曹七巧身上，每一时刻最占优势的需要只有两种：1、情欲的需要 2、安全的需要（为生计才当二奶奶，为了以后生活才自愿戴上黄金枷锁），所以这两种需要支配着曹七巧的意识，成为组织她行为的核心力量。于是在情欲需要的支配下才会去恋三少爷季泽，才会有“恋子、嫉女”，出于安全需要才会用爱情、亲情、幸福、人格去换取金钱，不择手段地守住她用青春换来的这点家产。当明白季泽是图谋她的家产算计她的钱财来讨好她时，安全的需要战胜了情欲，气急败坏地骂：“你要我卖田去买你的房子？你要我卖田？钱一经你的手，不家得说么？你哄我，你拿那样的话来哄我！你拿我当傻子？”“你娘的钱是容易得来的？将来你出嫁，你年我有什么陪送你！给也是白给！”，“他想她的钱，想她用一生换来的钱。”
所以，笔者认为：在曹七巧身上的情欲需要和安全需要是其悲剧性格的心理根源。
三、造成七巧悲剧的社会历史因素
当中国人沉浸在落日的余辉的辉煌之中时，外国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惊醒他们不觉晓的春梦。随着《马关条约》的签定，随着八国联军入侵的庚子赔款，标志着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全面形成。而后的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并未改变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性质。作为中国的桥头堡，作为中国最商业化的上海，也是一样，在这里，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封建文化与西方的拜金主义在上海这大染坊中融合，沉淀，这便构成了《金锁记》的社会大背景，也便杂交出了“曹七巧”这一个戴着黄金枷锁的“奴隶”与“怪胎”。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七巧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的“十里洋场”，正如闻一多先生的《死水》中描述的那样，这里充斥着许多腐朽、病态的东西，在这霉变的社会环境里，旧的传统思想并不能销声匿迹，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清末八旗子弟的遗少遗老们逃到了租界，过着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生活。在这样僵化的、封闭的空间里，“存天理，灭人性”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主宰人的命运。然而，资本主义吞食了这殖民地新大陆后，“近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选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10。资产阶级的铜臭欲撕破了封建礼教的虚假面具，让“所有的东西――不光是土地，甚至连人的劳动、人的个性，以及良心、爱情和科学，都必然成为可以出卖的东西”11，从而形成了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交织的奇特现象：一方面，封建家庭关系、伦理规范日趋瓦解，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势力与封建残余势力胶合，达到本质上的相同――贪欲和极端的利已主义。更可怕的是，在中西文化中的沉渣吞噬下，人的心灵被蛀蚀、被毒化，沦为黄金枷锁下的奴隶与怪胎。例如：“表哥虽不是外人，天下男子都一样混帐。你自己要晓得当心，谁不想你的钱？”又如：“学费总得想法子拿回来，白便宜了他们不成？”再如：“早不嫁，迟不嫁，偏赶着这两年钱不凑手。”还有：“他想她的钱，想她用一生换来的钱。”由此可见，在曹七巧身上，有着浓厚的拜金主义色彩，她才会感叹：“人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钱。”“这是一个疯狂的世界。”
其次，她的悲剧与不幸主要是用她残缺的婚姻体现的。在封建社会，婚嫁讲究门第，地位也区分正庶。曹七巧仅是一个麻油店的女儿，出身鄙陋低微，家境贫寒；而姜家呢，是达官显贵，家财万贯，声名显赫。在资产阶级婚配注重金钱大背景中，她与姜家二少爷的结合，冥冥中就种下了命运的苦果，注定是一出悲苦、苍凉的结局。例如：“这屋里的人都瞧不起她，往她头上踩”，可见七巧遭到了何等的轻视与***，姜公馆，门第又是何等森严！正如七巧哭诉的那样：“上上下下谁不是势利的，狗眼看人低。”连下人们也瞧不起她，说她是“麻油店的活招牌”门第观念使人的尊严、人性被践踏，被扼杀。就连曹七巧也被门第观念同化了，不惜牺牲女儿的幸福。如：“趁早别自骗自了，姓童的还不是看上了姜家的门第。”
的确，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如果没有钱，很难想象将会怎样？那个为钱疯狂的世界，那个为钱疯狂的时代，在礼教与拜金主义摧残下，已经由人性走向了***。因此，在金钱至上的大染坊中走了出来的她，也被染了一身金色，眼里除却了金钱外，什么也看不到！
再次，七巧身上还有着浓重的封建因素，例如：对女儿长白说：“按说你今年十三了，裹脚已经嫌晚了，原怪我耽误了你。马上这就替你裹起来，也还来得及。”又如：“七巧低声道：‘我打你这不孝的奴才！打儿时变得不孝了？’别瞧你们家轰轰烈烈，公候将相的，其实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早就外强中干了，这两年连空架子也撑不起来了。人呢，一代坏似一代，眼里哪还有天地君亲？”
张爱玲在《金锁记》中将曹七巧塑造成了一个人性变态和人性变异的女性形象，塑造成了一个鞭笞情欲，贪婪物欲的魔妇，塑造成了一只关在笼中受伤的野兽，塑成了一个放在封建礼教和拜金主义供台的血淋淋的祭品！
是封建礼教对人性压抑，对爱情的禁锢，使得情欲这块矿石在拜金主义的烈火冶炼之下，铸造出这样的一个殉葬品，一个戴着黄金枷锁的“奴隶”与“怪胎”。她的悲剧是那个社会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二、古代四大美女的共同点是什么加解析
1、古代“四大美女”：西施、貂蝉、王昭君、杨玉环中国的四大美女究竟谁排第一，本来已有定论，不过那是古代的排法。西施居首，王昭君次之，貂蝉再次，杨玉环为末。其中西施是美的化身和代名词。四大美女享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尽雁之容”。“闭月、羞花、沉鱼、落雁”是一个个精彩故事组成的历史典故。“闭月”，是述说貂蝉拜月的故事。“羞花”，说的是杨贵妃观花时的故事。“沉鱼”，讲的是西施浣沙时的故事。“落雁”，就是昭君出塞的故事。
2、“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杜甫《咏怀古迹》)昭君和番也是家喻户晓的故事。两千年来，经过许许多多戏曲家、小说家、诗人的不断生发改造，这一故事变得十凄怨和迷离，具有了多重面目和相去甚远的含义。�
3、将昭君的悲剧归罪于画工毛延寿，晋人笔记小说《西京杂记》为始作俑者：��
4、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至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按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同日弃市。”��
5、在各种传说中，也有说在和亲前毛延寿索贿陷害事即已败露，毛惧罪逃入匈奴，献上昭君画像，单于倚势向汉君强索昭君，元帝乃不得已忍痛割爱，送昭君出塞。昭君的结局，有说其哀怨愁闷，抑郁而终的，也有说其在呼韩邪单于死后不愿再嫁饮药自尽的。宋以后强调贞洁，《汉宫秋》则让她在汉番交界处投江自尽。现代人扬弃了狭隘的民族意识，则从增进民族团结的角度去认识这一故事，王昭君和文成公主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了不起的女性，曹禺先生的名剧《王昭君》，就是从这一角度去立意的。�
6、古代诗人也曾从不同角度去诠释昭君的悲剧。《红楼梦》第64回薛宝钗论诗就说过：“作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之意。......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诗甚多，有悲挽昭君的，有怨恨延寿的，又有讥汉帝不能使画工图貌贤臣而画美人的，纷纷不一。后来王荆公复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永叔又有‘耳目所见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二诗俱各出己见，不袭前人。”�
7、王昭君的真实面目到底如何呢?�
8、范晔《后汉书》有如下记载：��
9、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南匈奴传》)�
10、�昭君为南郡秭归人，与大诗人屈原同里，她出身“良家子”，为出身清白的平民，并非知府或御史大夫之类豪门。入宫之后，她未得召幸，尚未有级别，只是待诏掖庭的普通宫女，她被稀里糊涂地赐给呼韩邪单于时方光耀汉庭，可是这时汉元帝后悔已晚，只好如约行事，成就这美艳凄惋的千古美事，使这一民族团结的使者永垂史册。�
11、经过卫青、霍去病的征讨，匈奴的力量大衰，昭君和番，是呼韩邪单于入朝汉庭主动请求的结果，不存在胁迫问题。昭君入胡后，被封为宁胡阏氏，生一子曰伊屠智牙师。婚后的第二年，呼韩邪即过世，按照胡人习惯，单于大阏氏之子继位的复株累单于要娶她，昭君要求返回故国，汉成帝顾全大局敕令她学从胡俗，于是她又成为继任单于的阏氏。其后又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叫须卜居次，一个叫当于居次。十年之后，复株累单于也死了，昭君之子在争位斗争中牺牲，卜须居次在王莽当政时曾到汉宫入待太后，王莽失败后也受株累而死。昭君卒于何年，则不得而知了(即昭君出塞）。
12、�随着三国故事的广泛传播，貂蝉也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唐李长吉诗《吕将军歌》“榼榼银龟摇白马，傅粉女郎大旗下”，似乎就有貂蝉的影子。她是“中国四大美女”之一，她的知名度似乎并不比《三国演义》中的“三绝”曹操、关羽和诸葛亮低多少。然而，历史上到底有无貂蝉其人呢?�
13、按，貂蝉之名并不见于史鉴。《后汉书•吕布传》有这么一段记载：“卓以布为骑都尉，誓为父子，甚爱信之。尝小失意，卓拔手戟掷之，布拳捷得免，布由是阴怨于卓。卓又使布守中阁，而私与侍婢私通，益不自安。”从这一记载里，可以看到貂蝉的影子——董卓的一位侍妾，而董卓与吕布的怨隙，也是因女人而引起，《三国演义》“董太师大闹凤仪亭”的故事，就是因此生发出来的。在这里，“侍婢”仅仅是一个被污辱与被损害者，谈不上什么品格。后来，经过人民群众和许多艺术家的创造，这一“侍婢”才变成光彩夺目的貂蝉女形象。�
14、也有学者认为貂蝉实有其人的，梁章钜就是一个代表。在《归田琐记》中，他说：“貂蝉事，隐据《吕布传》，虽其名不见正史，而其事未必全虚。”而到了《小栖霞说稗》，他则肯定“是蝉固实有其人”。�
15、三国英雄的故事在他们的身后就开始进入民间，貂蝉故事的流传也是比较早的。元代杂剧中貂蝉戏已经形成一个系列，《锦云堂暗定连环记》、《夺戟》、《关公月下斩貂蝉》等搬演的都是貂蝉的故事。在《锦云堂》剧中，貂蝉本忻州人任昂之女，小字红昌，灵帝时选入宫中，掌貂蝉冠，故名“貂蝉”。后来皇帝把她赐予了并州刺史丁建阳，建阳将其配给了义子吕布。在黄巾之乱中，貂蝉与吕布相失，而为王允所得。貂蝉后来在花园烧香，祷�吕布，为王允发觉，因此密议，订出连环记。在宋元讲史中，貂蝉也是吕布之妻，失散后流落到王允府中。�
16、《白门楼》和《斩貂蝉》的故事，则明显看出封建落后意识的影响。白门楼吕布被擒本来是咎由自取，然该戏却要让貂蝉对吕布的失败负责，居然让她在受到痛骂之后被处死。《关公月下斩貂蝉》则写吕布失败后，曹操别有用心地将貂蝉送给了刘备，为了不蹈董草、吕布的覆辙，关羽竟将她斩于月下。连董卓、吕布的覆亡也要貂蝉负责，头脑何其冬烘乃耳!近人周剑云撰《论斩貂蝉》专辨其事：�
17、�“貂蝉无可责之罪，吕布亦非可责貂蝉之人......彼三姓家奴，人品去貂蝉远甚，貂蝉不骂吕布足矣，布有何辞责骂貂蝉乎?若关公者，熟读春秋者也。西子奉勾践命，志在沼吴，与貂蝉奉司徒命，志在死卓、布父子，同一辙也。关公不责西施，而乃月下斩貂蝉?余敢谓关公圣人，必不为此杀风景事!”��
18、自今日视之“女人祸水”论固然冬烘可恶，“女人救国”论亦不足为训。故貂蝉的结局在艺术创作上也是个难于处理的问题。罗贯中固然把貂蝉写得光彩照人，但董卓死后他与吕布“夫唱妇随”，就变得平庸起来，下邳鏖兵她与严氏一起鼠目寸光，拖吕布的后腿，前后判若两人。《三国演义》电视剧在董卓被诛后让貂蝉悄然隐去——“貂蝉已随清风去”，这一奇女子的命运到底如何?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这也许是一种比较聪明的做法。�
19、西施，中国出名最早、影响最大的“四大美女”之一。她的名声，与吴越春秋、与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沼吴复仇联系在一起：伍子胥忠贞被谗、伯嚭(pǐ)奸佞亡国，与“女色祸水”的信条联系在一起；与巾帼报国、与红颜薄命、与浣女范郎的悲喜姻缘联系在一起；与“西子捧心”、“东施效颦”、与“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等等联系在一起......比起其它“美女”来，它身上负载着更多的历史文化负荷。�
20、西子故事的历史真实性到底如何呢?�
21、先秦诸子中最早提及西施的是《管子》：“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庄子》中，三次提到西施。“西施病心而矉(pín，即颦字)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走。”这就是“东施效颦”成语的来源。《孟子》中也有“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的话。《韩非子》亦云：“善毛啬、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看来，西施确实是先秦时代的一位知名度极高的美女，不过，与后世传说不同的是：她并未与吴、越争霸的政治军事斗争发生关系，而且，管仲比勾践灭吴还早二百多年呢。�
22、《左传》和《国语》等先秦史传，都提到了勾践向吴王献美女之事，但并未提及西施其人。西汉时代的《史记》也是如此。在贾谊的《新书》、刘向的《说苑》、陆贾的《新语》及《淮南子》中，西施也仅仅是作为美女出现。�
23、只有《墨子•亲士》篇提到，西施因为太美，结果被沉入江中，可见“太盛难守”云。�
24、最早把西施与吴越争霸联系起来的是东汉时的两部野史《吴越春秋》和《越绝书》。�
25、在《吴越春秋》中，文种向越王献破吴九术，其四为“遗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勾践“使相者国中，得苎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郑旦，饰以罗縠(hú)，教以容步，习于土城，临于都巷，三年学服而献于吴。”《越绝书》的记载大致相同，不过西施的结局却迥异。前者说，亡吴后，越人认为这尤物是祸根留不得，把她沉于江中，算是对被吴王杀害的鸱(chī)夷子也即伍子胥的祭奠，这是一个残酷的悲剧。后者则让她与范蠡结为伴侣，泛五湖而去，以喜剧而告终。后世关于西施的种种故事和传说，率多由此生发开来的。�
26、魏晋以后，在文人笔下，在民众的口中西施的故事进入了酝酿、发酵、增饰的阶段，这在志怪、拾遗小说中都有反映。唐、宋诗词中出现了大量的以西施为吟咏对象的篇章。其主题，多咏叹红颜薄命或谴责女人祸水、美色亡国，倒不如歌咏王昭君的诗多出新意。比如王维的《西施咏》：“当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持谢邻家子，效颦安可希!”《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在《五美吟》中还翻此诗意：“一代倾城逐浪花，吴宫空自忆儿家。效颦莫笑东村女，头白溪边尚浣纱”。其实二者都无多少可道的深意。当然也有不乏卓见之作。如晚唐崔道融《西施滩》：“宰嚭亡吴国，西施陷恶名。浣纱春水急，似有不平声。”罗隐《西施》：“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它们都是较为突出的。�
27、对西施故事的再创作，杂剧传奇最为充分。元代，关汉卿有《姑苏台范蠡进西施》，赵明远有《陶朱公范蠡归湖》，可惜今天我们只能从《录鬼簿》中看到这两出剧目，其内容，也只好根据剧目及有关评介来推测了。西施故事的集大成者，当推明代梁辰鱼的《浣纱记》。�
28、《浣纱记》充分地占有了有关吴越争霸与西施故事的种种资料，细加区别整合，编织成了一部45出的戏剧故事，以范蠡和西施悲欢离合贯串了吴越两国的兴亡历史，因为西施和范蠡初次见面时以一缕浣纱作为定情之物，故剧名《浣纱记》。与前人不同的是，该传奇将西施范蠡的爱情故事与爱国主义结合起来，爱情服从爱国，开始是牺牲割爱，最后在爱国主义的实现中使个人爱情也得到了实现。第3出“迎施”中，范蠡向西施表示歉意说：“为君父有难，拘留异邦，有背深盟，实切惶愧。”西施反安慰他：“尊官拘系，贱妾尽知，但国家事极大，姻亲事极小，岂为一女之微，有负万姓之望。”后来范蠡要西施入吴，西施表示犹豫，范蠡又劝她：“若能飘然一往，则国既可存，我身亦可保，后会有期，未可知也。若执而不行，则国将遂灭，我身亦旋亡，那时节虽结姻亲，小娘子，你和我必同作沟渠之鬼，又何暇求百年之欢乎?”故《浣纱记》看似爱情故事，实则以爱国主义作为主旋律。�
29、《浣纱记》之后，出了本《倒纱记》，结尾写范蠡要把西施沉入太湖，西施骂他背离海誓山盟，而范则反唇相讥，要她对吴王屠戮功臣、荒淫无度和国破家亡负责。这样的翻案文章，自今日视之，有点无聊了。�
30、杨玉环的故事是近些年被炒得发烫的题材，通过影视传媒接受启蒙的年青一代，满头满脑子的杨妃、慈禧和武则天的故事。杨、李故事的起初面貌如何，它的演变过程以及我们今天应当怎样认识，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31、杨贵妃，小字玉环，唐蒲州永济(今山西永乐)人。父杨玄琰，做过蜀州司户，死得很早，依其叔河南府士曹杨玄璬。唐玄宗开元3年，他被选入皇子寿王李瑁邸被册为寿王妃。开元4年玄宗最宠爱的武惠妃死了，“后宫数千，无当意者”，讨好者向他透露，他的那位儿媳妇“姿色冠代”。开元8年10月，唐玄宗幸骊山温泉，就让她出家当了道士，号曰太真。为李瑁重娶个媳妇，暗暗地将玉环纳入宫中。《旧唐书》称：“太真资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每倩盼承迎，动移上意。宫中呼为‘娘子’，礼数实同皇后。白香山《长恨歌》云：“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头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寝无容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这时，玉环岁，唐玄宗已经56岁。天宝4年，玉环册为贵妃，一直到14年她缢死马嵬，她都是这个名号，故后世称其为“杨贵妃”。�
32、杨妃被宠，正是玄宗后期大踏步走向腐败的时期。宫中仅“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镕造，又数百人”。她的家族，则“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兄弟不必说，杨妃的三个姐姐，都封为国夫人，“姊妹昆仲五家，甲第洞开，僭移宫室，车马仆从，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逾千万计，见制度闳壮于己者，即彻而复造，土木之工，不舍昼夜。玄宗颁赐及四方献遗，五家如一，中使不绝。开元以来，豪贵雄盛，无如杨氏之比也。”一次五家夜游，与广平公主的骑从在出西市门时发生争执，杨氏家奴挥舞马鞭打着公主衣服，公主掉下马来，驸马薛昌裔去扶公主，也遭鞭打。事后公主到玄宗跟前泣诉，玄宗虽然杀了杨氏家奴，但驸马也被免了官。�
33、得到了倾城倾国的美人，唐玄宗尽情地挥霍与享受，政事全权交给了奸相李林甫。在歌舞升平的掩盖下腐败也积累到了极限，终于，“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史叛军如入无人之境，潼关陷落后，唐玄宗甩下百官和百姓，带着杨氏兄妹逃离长安。勉强到了马嵬驿，羽林军哗变，杀了杨国忠，之后，六军不散，唐玄宗不得已，只好忍痛割爱，将杨贵妃缢死在佛堂。�
34、安史之乱，生灵涂炭。一直到七年之后，玄宗的孙子代宗广德元年，杜甫写《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时，方基本平息。唐帝国一落千丈，它使经历过往日辉煌的人们回忆起这一段历史不禁感慨嘘唏，乃致痛苦流涕。杜工部绝句《江南逢李龟年》正因为很好地传达了这种感受，所以才动人。没有体验过沧桑感的年青人对这首诗是无动于衷的。再者，玄宗幸蜀后做了太上皇成了历史的弃儿，重返长安后他更成了“多余的人”，何况这位风流天子毕竟是开元盛世的创造者，所以她与杨贵妃的悲剧在时过境迁之后又会引起人们的同情，至少，在人们议论和回忆的时候多了些感慨而少了些批判。所以，就在玄宗的生前和身后，他和杨妃的故事就开始流传开来，距离最近而又影响最大的，就是人们熟知的陈鸿的《长恨传》和《白居易》的《长恨歌》。它们对玄宗“倾城倾国”既有批评，更多的是同情和歌咏。“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凄惋缠绵，一唱三叹，读来令人动容。临邛方土“为感君王展转思”“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寻觅，终于引出了“七月七日长生殿”的密誓，“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长恨”故事，成了爱情主题的一般歌咏。唐明皇和杨贵妃也开始了他们的角色转换。�
35、中唐以来，李杨故事一直是热门题材。唐人笔记《明皇杂录》、《开元天宝遗事》、《酉阳杂俎》，宋人的《杨太真外传》，对这一故事不断地予以渲染。至迟在宋、金时代，这一事故开始搬上了舞台。元杂剧的名家都写过明皇太真故事。比较著名的有：关汉卿《唐明皇哭香囊》、白朴《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唐明皇游月宫》、岳伯川《罗光远梦断杨贵妃》、庾天锡《杨太真霓裳怨》、《杨太真华清宫》。明代传奇写李、杨故事亦不乏其人，其后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清初洪曻的《长生殿》。在《长生殿》中，李、杨完成了他们角色转换，作者在歌咏这一旖旎动人的爱情故事的同时，也寄寓了自己的亡国之痛。�
36、还值得一提的是杨妃的故事在日本的影响不亚于中国。有一种传说是杨妃当年并没有死，她被偷天换日地保护了下来，后来东渡到了日本，得终其天年。“忽闻海上有仙山”——自徐福以来，人们把那蓬莱、方丈、瀛洲，把扶桑日出之处，当作神仙的乐园。在日本，有杨妃像、杨妃墓、杨妃庙塔多处。在受盛唐文化哺育过的日本国民的心目中，杨妃身上散射着那一文化的神圣光环，而杨妃故事实质上正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道美丽的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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